一、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我从没有因为非党身份而影响执业。

　　我是在1984通过高考进入法律类学校学习的，记得当时在被决定录取前，除了文化成绩过关外，还得过政审关，经确认出身贫农、且家庭无海外关系，才被最终决定录取。这从现代角度思考，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政审过程，在当初，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我内心渴望早日成为共产党员，以此在政治上得到党的身份认同。

　　毕业以后，根据组织分配，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律师工作特性是整天奔东奔西、忙碌不停，基本上都是和普通百姓打交道。难得闲暇下来，也是抓紧点滴时间自学，希望尽快提升自己法学方面知识水平。随着工作业务量的与日俱增，不论会见罪犯、出庭参与诉讼活动，还是出任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非党身份，未影响我的业务工作，因此，一次次可能的入党机会，都被耽搁下来。

　　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从2005年起，作为党外代表人士，我有幸被推荐担任市政府的法律顾问，这一任职，就是党员律师也是难于取得，但这样的一个让律师同行羡慕的法律顾问任职，我连续担任也已有六个年头。作为市政府的法律顾问，我常常参加市领导召集的有关重大投资项目、涉及面广的拆迁及建设活动、突发性事件处置等专题研讨会议，并发表法律方面意见，这些会议，往往涉及到一部分人重大利益问题，敏感性特别强。我始终觉得，能参加这些专题研讨会议，不光是对本人业务水平的肯定，也表现出政府机关对非党人士的信任。

　　二、作为本市的一位普通市民，我从没有因为非党身份而影响参政、议政

　　九十年代中期，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的律师身份也由国家法律工作者，转换成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不再有“皇粮”可吃，成为典型意义上的一位普通市民。面对这一变化情况，起初我不免有些失落的感觉，但关心社会，尽一切可能参与本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活动心没有变。2006年12月，我荣幸地当选为启东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又被聘为政协第十三届启东市委员会常务委员，这足可表明，作为非党的社会人士，没有被冷落或歧视，甚至有时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待遇。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来，人大、政协及统战部门的领导，十分重视来自我们这些非党人士的意见、建议，如我提出的《加强对成长性小企业扶持力度的工作建议》、《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教育培训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提案》，市民营经济发展局、教育局除分别及时给予答复外，还专门邀请本人参加座谈会，听取意见，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还如本人提出的有关加强看守所建设的提案，看守所负责人还专门上门听取意见，进行答复；再如2010年市政协组织在对我市公安机关打黑除恶工作情况进行民主评议活动中，还专门邀请本人参加，发表意见。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作为本市的一位普通市民，我从没有因为非党身份而影响参政议政。

　　三、作为一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党和政府也从没有排斥要我们这些非党人士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

　　律师职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发展、壮大起来的。律师群体，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一员，又是一个非党人士，党和政府也从没有排斥象我们这些非党人士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而我也乐意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如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不光参加本地政府机关倡议的捐款活动，同时，还参加上级律师协会倡议的捐款活动；最近，市有关部门开展的“博爱在启东，人道万人捐”活动，我也都积极参加。在执业活动过程中，我还定期到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律援助部门值班，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同时，还定期到市广播电台参与政风行风热线栏目，无偿提供法律咨询活动。对此，我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我觉得，从我自身经历中，我充分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伟大所在，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政治制度，才使我做好律师工作有了保证，才使我有渠道参政议政，才使我能更有效地履行社会义务和责任。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着希望，也十分乐意为建设现代化的新启东、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启东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梅陆斌）

    (摘自南通统一战线网)